长安三万里，盛世转衰时，为何率先抛弃才浅德薄的恨国党
前两天，夫人带幼子看完《长安三万里》后，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，随即就携家驱车直奔长安，想要一起梦回大唐。
一路风尘一路诗。
当我们抵达大唐不夜城，幼子吟诵的是高适那句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而我念的却是白居易那句“君不见外外州客，长安道，一回来，一回老。”
西安也算得上是我呆过城市之一了，对这里的历史遗踪，我当然熟悉不过。
其实，作为一个漂泊中国的异乡人，我一直有这两句感念：
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安。
前一句是我的物象，指美景和人文；后一句是我的意象，指寻梦和理想。
长安三万里，也就是象征着鹏程三万里。
长安，是一个时空概念，那是盛世才子们安放高亢的理想之地，也个人自我价值希望得到主流社会认为的所在。
在讲述个人实现的价值路径时，我反复强调一个理念，就是“到世界去”，去奔赴自己精神上的耶路撒冷。
放在历史的框架里，其实，也就是“到长安去”。
长安三万里，说的正是一群才子在历史转折之时，有的报国无门，有的历尽苦难，或是奔赴长安，或是远离长安。
他们的每一种人生，也都是一种命运隐喻。
在那个天才成群而来，盛世却崩溃在即的年代，有人赴长安，有人弃长安。
历史记忆表明，那些才浅德薄的恨国党，不是弃长安，而是被长安弃。
今天这篇，算是灵魂告白。
我只想讲清楚一个现实命题——我们与时代如何彼此不辜负，面对大变局，你应如何存在！
李白一生做过不少错事，因为是天才就应是对的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是以高适切入的，但大众最共情的，仍然还是李白。
在中国，尽管没人不知李白，没人不服李白。但，如何更深刻地看待李白这一生，很多人还是模糊的。
真正的盛世都是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。
那一季的长安，就是诗仙、诗圣、诗魔、诗鬼、诗豪就都来了。
其中，最牛逼的，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李白。
在天宝元年，李白受天子诏入京，那一刻，他压不住内心的狂喜，傲骄地说出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
长安是一片海，长安是一只怪兽。
像李白这样的没有政治心机，根本不会玩权谋的侠士，能完全只靠才华迎来在权力场的高光，也只有盛唐才给得起。
你想想，一个写诗的，对着高力士、杨国忠等顶级权贵，甚至皇帝贵妃都那么任性，哪朝哪代哪个人能做到到底。
不信，你如果是个诗人，在今天，有种能让个处长给你脱鞋？
你狂任你狂，明白照山岗。李白一场潇洒不羁，长安已成梦碎之地。
说到底，那是李白并不融于主流价值体系，生活方式根本不符合体制内要求。
他选择狂放豪放，不要和光同尘，这，就是真正顶级天才的人生方式。
李白要成为李白，必须弃长安，混江湖，做侠士。
而且，在价值观 上，李白还必须要犯一些政治幼稚病。
这家伙反复吃政治的大亏，根本不长记性。比如，在幽州之行，傻戳戳地写诗盛赞安禄山的军威；在安史之乱后，竟然要追随拥兵自重、割据江南、试图谋反的永王李璘。
就这样，曾经的鲜衣怒马，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大唐第一才子，吃上了官司被流放到夜郎。
历史选择让李白一路漂泊，放逐人生，就是成就天才的应然选择。
这一点，与北宋苏东坡其实很类似。老李是参与叛乱，老苏是乌台诗案，都是挑战皇权。
这两个官场失意之人，也成为中国文人最顶级的绝代双雄。
其实，这是上苍有灵，让极致才华之人，在盛世转折之时，找到了更适合的安放空间。
飞扬的李白，并不完美。但，在绝世才华面前，他一切的错失都无关紧要，但可以忽略不计。
天才，就是要用来包容的。不，天才是应该被纵容的。
正如李荣浩在《李白》中这样唱：
要是能重来 我要选李白
几百年前做的好坏
没那么多人猜
李白的奔长安和弃长安，大起与大落，幻想与梦醒，浪漫与悲情，只适合用来审美与致敬。
我始终认为，长安不仅没有辜负李白，反而是对李白的最好成全。
大唐如果多了个叫李白的旧官僚，少一个叫李白的大诗仙，那才是历史最悲摧的选择。
高适没有去救李白而帮了杜甫，他也是对的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的高适，是个很值得细说的人物。
他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的岑参，并称为“边塞双雄”，他们人生在盛唐转衰之时，极具分析意义。
这两人，都曾赴长安，以干谒诗的方式，寻找人生机遇——也就是文人向权贵呈现书诗赋以求荐引。
当时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王维也都是这么干的，而其中最意难平的，就是杜甫。
盛世变坏，都是从奸人埋没才子开始的。
那一年，朝廷面向全国遴选人才，杜甫也到了长安寻梦。问题是，李林甫这鸟人，将盛世才子全划为不合格，他给皇帝一句答案就是“野无遗贤”。
从此，杜甫梦断长安，一生漂零。
李白弃长安，杜甫失长安。随后，当44岁的李白和33岁的杜甫在异乡相遇，大唐的太阳和月亮就出现在同一片天空了。
老杜孤苦一生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最放不下的人却是李白。
诗仙诗圣，诗风不同，灵魂对望。
李杜交往的一个最重要见证人，就是高适。
当时，这三位大诗人在一起，曾在一起度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他们喝酒、访古、作诗、打猎，食则同羹，寝则同席。
一起骂长安权贵，一起叹世道人心。这段历史，多少有些唐诗桃园三结义的色彩。
此后多年，三人天各一方，却并不曾相忘于江湖，诗文书信，彼此激励。
只不过，友谊的小船，在政治选择面前，说翻就翻了。
安史之乱后，李白选择追随有不臣之心的永王，吃了官司。而高适在政治远见上，却已站到高处。
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，面对叛军要攻克东都洛阳，紧要关头，作为监察御史的高适挺身而出，建议实行紧急动员，招募长安城敢死之士，死守长安，后被玄宗提拔为谏议大夫。
后来，在玄宗颁布命诸王分镇天下的诏书时，高适又果敢地及时谏言反对。由此，他后来又被即位的唐肃宗拉为“身边人”。
特别是，面对永王叛乱，高适断言永王必败，直接参与平叛，深得肃宗信任。
那边吃了官司的李白，在放逐途中写诗高适喊话求救。二人友情极深，高适又拥有平叛功绩，有着较大的话语权，似乎应该出手相救。
但，高适选择了沉默。
对这段历史，人们争议极大。我个人认为，只要有点政治常识，就知道过于苛责高适，是不理性的。
毕竟，李白是永王的名士符号，如果不顾官场权谋任性地直接营救，很可能适得其反。
高适拒救李白，未必就是冷酷无情，不救或是最好的营救；李白责怪高适，也是人之常情，直肠之人那懂权术的弯弯绕。
事实上，与拒救李白不同，高适对生活困苦的杜甫尽力照拂，还把自己禄米给老杜一家吃。
诗性和政治，本来就是二种秉性。
李白出世，高适入世，二者各有考量。
从精神上，李白对历史文化贡献是顶级的；从现实上，高适也书写出文人救世的高光时刻。
长安三万里，彼此不辜负。
盛世崩溃时，长安的张小敬为何才是最高贵的人。
读懂《长安三万里》，就会明白盛唐诗人，大多仕途坎坷，命运流落。
其中官至节度使的高适，算得上当时文人在体制内混得最好的了。
在这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刻，我最动容的是，是历史铭记的这些诗人，从没有在精神上选择逃离大唐，叛逃异国。
历史从来都不会记得那些连基本语句都写不清楚，只知道做牢骚抱怨的恨国党的伪文人。
尽管，在当时，有少数这种人也可能骗得到少数庸众的打赏。
其实，越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，越是要有节义选择。
在《长安三万里》中，那场石堡城战役，正是玄宗穷兵黩武的标志。
那种战役，简直就是盛唐一次最重要的“自毁长城”。当时，华和英勇并存的将领被赐死，而颜杲卿、张巡等忠义之士喋血孤城，荡气回肠。
这种情节让我又想起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的烽燧堡战役。我曾写过多次烽燧堡战役中的的老闻与张小敬。
当爱国之心遭遇奸人构陷，人应该如何才能不丢掉良知和大爱，张小敬这样的普通人，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。
从烽燧堡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长安的张小敬，看透了权力黑暗，自己就成为“体制内的叛徒”，被称为“五尊阎王”。
为了替战友报仇，保护战友女儿，张小敬甚至杀了万年县县尉，和长安最大黑帮恶战，也被判了死刑。
但，张小敬从来没有丢掉的，是一颗爱长安这座城市的心，是一份保护长安老百姓的热血激情。
与张小敬相反的是龙波，同样是烽燧堡战场逃生者，他逃到了西域，价值观发生了剧变。
龙波选择的方式，是炸毁烧掉长安，要让整个长安百姓来为他的战友陪葬。
一个弃长安的人，一个不爱长安百姓的人，如果把他说成是爱大唐，是好人，那就是天大的笑话。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都把张小敬用作头像，把他那句“不退”当作行事之语。
我就是一直想要表达，纵然遭遇再多现实不公平，看到太多非正义，但不能丢掉一颗爱普通人爱具体人的朴素良知。
张小敬是“体制内的叛徒”，因为心怀良知正义，他就是我的致敬偶像。
龙波是个遭遇权力不公的人，但黑化了，成了逃离大唐的恨国党，他要毁掉长安，屠杀百姓，这样的人，同样是我心中的仇人。
其实，不论生活在哪个朝代，知识分子都很难摆脱“士不遇”的人生命题。
我认为， 一个前提底线就是要时刻自问，自己的才华是不是真的配得上理想，自己的人格是否真的支撑得起大义。
作为一个批评者，我也不怕得罪人，今天斗胆说句话。
其实我最看不起那种以戾气只知毁坏不去建设的伪文人，特别是一些毫无才华背离这片土地后，恨意满满的戾气者。
很悲哀，这样的人写的那些毫无思想深度的粗暴文字，却能得到大量赞赏，我觉得，这才是一种文化的耻辱。
想想长安三万里，多少爱恨在心中。
但是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历史没有记忆，甚至唯一排斥的，就是那些弃长安的恨国党。
这就是为什么，我们热爱张小敬，我们痛恨惧怕龙波。
真正的强者，也都是在靠爱和才华来支撑自己的理想。
真正的良知，也只会在家国危难之时选择保护和坚守。
李白对山河天地是有大爱的，杜甫对百姓民生是大爱的，高适的入世救国同样也是有大爱的。
他们是在爱山河，爱众生，爱大道。
纵然长安三万里，唯有爱者能还乡。
不论身处何境，对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，充满爱意和良知，这永远都是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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